1948年11月22日，位于徐州东部碾庄圩，黄百韬指挥的兵团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陷入绝境。枪声、炮声和喊杀声交织成一片，国民党将领黄百韬带领残余部队试图突围，却在混战中丧失了最后的机会。黄百韬曾是国民党第七兵团的司令，带领的主要部队包括第二十五军等。随着淮海战役的开展，他接到命令，从新安镇撤退至徐州，与邱清泉和李弥等驻军会合。然而，华东野战军迅速利用其行动的机会完成了包围和穿插，黄百韬的部队被压缩在碾庄圩周边地区。
这个地方并不是坚固的防线。村庄、道路和沟渠组成了脆弱的防御体系，国民党仅能依靠临时修建的工事来抵挡敌军。更糟的是，外围的增援部队尽管距离不远，却无法突破华东野战军的封锁。战斗异常惨烈，黄百韬亲自前往前线督战，希望能够稳定动摇的部队。他曾向士兵喊道：“援军就要到了，咬牙坚持！”这既是一种命令，也是一种自我激励。
有趣的是，黄百韬并非没有逃生的想法。他曾多次试图组织突围，盼望着李弥的兵团能及时前来援助。然而，战场的实际情况常常与地图上显示的距离不符，十几公里的道路在重重火力和阻击面前变得异常遥远。11月21日，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地区发动总攻。在持续的战斗中，黄百韬的防线逐渐崩溃，部队被分割成数个孤立小组，指挥体系也遭到瓦解。到22日时，黄百韬带着少数部队仍在寻求突围的机会，旁边的队伍已所剩无几。
关于黄百韬最后时刻的详细经过，历史资料有一些差异，但他最终选择自杀的事实在11月22日时证明较为明确。据传，他曾对部下刘镇湘说：“你们走，我走不动了。”这番话虽然未必是其完整原话，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战场局势：部队崩溃，援军未至，突围的希望几乎为零。黄百韬的死对国民党军士气产生了巨大的打击，第七兵团的覆灭不仅仅是一个兵团的失败，更是意味着徐州东南方向防线的全线崩溃，此次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也接近尾声，华东野战军尽管获得胜利，但付出的代价同样不小。
当这一消息传到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时，粟裕已经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工作了多日。他要快速判断战役部署、兵团调动、阻击与歼灭等问题，长期的失眠和疲惫使他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。根据粟裕的妻子楚青的回忆，黄百韬兵团被歼灭的消息传来后，粟裕的身体突然无法支撑，险些昏倒，幸好身边的人及时扶住了他。所谓“直接晕倒”，是后人形象化的说法，实际上粟裕当时确实极度疲惫。
粟裕曾多次负伤。1930年，他在战斗中头部重伤，弹片长期留在体内，此后又患上高血压等疾病。战争年代的饮食与作息极不规律，淮海战役期间他更是长时间伏案指挥，因此身体的损耗可想而知。尽管如此，他却很少向中央主动反映自己的困难。楚青曾提到，粟裕担心毛泽东和中央会因此分心，因此即便身体不适，也常选择忍耐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这背后并非没有苦痛，只是他宁愿把个人的健康隐忍于紧迫的战事之上。
毛泽东对粟裕的军事才能非常赏识，曾赞扬他是“最懂打仗的将领”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，粟裕本负责解放台湾的相关工作，但随即有建议让他参与指挥入朝作战。然而那时，粟裕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承担如此重任。他在1950年夏季因健康问题未能按计划前往东北，之后中央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粟裕并非不愿执行命令，而是确实被身体问题所拖累。
到了1950年11月，毛泽东见到粟裕，因他长期不顾身体而感到愤怒，之后便安排他去苏联接受治疗。1951年归国后，他继续承担军队建设和总参谋部的工作，虽然远离战斗前线，但工作强度依然很高。有一件小事常被提起，组织上曾考虑为粟裕配备专车，但他不赞成，认为地位提升不应影响生活待遇的变化。他在外出办事时，有时选择乘坐公共交通，工作人员因担心他的安全而劝阻，他却反问：“别人能坐，我为什么不能？”
这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领，始终将个人得失放在军队与工作之后。黄百韬在碾庄的自尽与粟裕在战役后留下的身体创伤，使他们的命运在1948年11月那片炮火连天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